明朝灭亡不能怪晋商。
明朝末期的时候，确实有一些晋商，以张家口为基地，往返关内外，从事商品贩卖活动，为后金政权输送物资，甚至探测军情，传递文书和情报。
一、繁荣商路通后金
朱棣迁都北京，明朝国防的重点就在北线，以防止蒙古人袭扰。明朝在北方边境部署了大批军队，同时也就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。
为解决军需，大明朝廷以“盐引”为酬谢，鼓励商人们把粮食草料运输到边塞。这就是“盐引”，就是在政府专营盐业的条件下，获取购买、销售食盐的额度凭证。
晋商首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，他们从河南、山东以及江南地区把粮食运往北方的边镇，换得“盐引”，再折身辗转两淮、河东、四川等各个盛产食盐的地方，凭“盐引”购买食盐，到全国各地出售牟利。
通过艰辛创业，晋商们付出汗水和勤劳，赚取了大量财富，发展成为了盛极一时的商业帮派――晋商，是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之一。其中以八大商最为著名：
【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，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，曰：王登库、靳良玉、范永斗、王大宇、梁嘉宾、田生兰、翟堂、黄云发，自本朝龙兴辽左，遣人来口市易者，皆此八家主之。定鼎后承召入都，燕便殿，蒙赐上方服馔。自是每年办进皮张，交内务府广储司。其后嗣今多不振，惟范氏因北运一役，囧卿屡蒙恩赉……】
明末，努尔哈赤通过多年的征战，统一了东北，积蓄军力，扩充军备，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。
此时后金国库空虚，负担不起庞大的军需开支。晋商的贸易活动，在物资上极大支持了后金政权，后金政权对于晋商也非常礼遇和重视。
天命三年，时有山东、山西、河东、河西、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，努尔哈赤“皆厚给资费，书七大恨之言，付之遣还”。
――《清实录》
“时有自明山东、山西、河东、河西、苏州、杭州、易州等八省来抚顺城贸易之人，选出十六人，厚给路费，即以七大恨之书付之释还耳。”――《满文老档》
这就说明了，努尔哈赤“七大恨”就是通过商人们发到关内，广为宣传的。
努尔哈赤死后，皇太极登基，改国号为“大清”，继续和晋商保持密切的联系，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晋商前来贸易，以储备军用物资，还发展一部分人成为了间谍，刺探大明王朝的各种情报。
明朝崇祯登基，任命袁崇焕总督辽东兵事。袁崇焕上任后，很快就断绝了内地晋商们与清朝在陆地上的贸易路线，还对明清双方的来往商队进行严厉盘查和打击。一些明朝游散士兵还趁机对商队进行掳掠和杀戳。
二、改弦更改开海路
这时候，明清之间的贸易往来重点路径就从陆地转移到海上。
明朝皮岛总兵毛文龙为明清之间的贸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毛文龙是官二代兼富二代结合出身，其祖父毛玉山是贩运两浙官盐的山西太平县晋商，其母为杭州望族，其舅沈光祚为进士出身，曾任山东布政使。
当时杭州有一句话，“杭州甲族，沈氏为最”由此可见，当时毛文龙祖上生意做得很不错。
毛文龙是晋商家族的代言人，崇祯二年，由于毛文龙和晋商的特殊关系，晋商向清朝的粮食贸易，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海运得以实现，即从天津、山东到皮岛国际离岸贸易中心，再分散到清朝境内。
明朝末期间的民间贸易，皮岛贸易最值得关注，皮岛在后金与明朝之间起到重要的贸易中介作用，朝鲜商人将人参、银两、粮米等运往皮岛，从皮岛商人手中换取中原内地的绸缎、青布、纸张等日用生活品，转卖给急需这些物品的后金商人，再从后金商人手中换取人参、银两和貂皮。
皮岛在朝鲜史料中称椴岛，因其处于鸭绿江以东，故明朝人称其为东江。
自天启二年十一月毛文龙入据后，该岛成为明朝的海外军事基地。明政府利用毛文龙在皮岛，一方面监护朝鲜，防止其倒向后金，另一方面也对后金进行牵制。
毛文龙则以接济军饷之名，鼓励中朝民间贸易，并在皮岛和蛇浦两处设栅收税，在铁山开设马市。
因此，毛文龙统领皮岛时，该地商贸最为活跃。其时辽东地区许多民众皆卷入皮岛贸易，号称岛上房屋林立，商船往来如织。
《仁祖实录》六年十二月丁亥曹启曰：
“毛都督于岛中，接置客商，一年收税，不啻累巨万云。若使都督不尽入己，其补军饷，岂浅鲜哉？ ”
毛文龙的部下兼亲戚――陈继盛，后来被袁崇焕审问时招认：
“当初军兵闻奏之数，验其实额，则未满十分之一，而浪费钱粮，终归虚套。冒姓毛人，则厚其廪料，其余将官，则待之太薄。客商买卖之际，掊克入己，彼此商贾，并皆称冤。”
《辽海丹忠录》细致的描绘了商人们在皮岛繁荣活动的场景：
“商贩利重，他也路途险阻，守支需迟，在饷司，却也省一项渡海船脚，又免一种风涛亏损干系，移文登莱，乞宽海禁，除硝黄盔甲军器，恐有漏入夷境等情，听登莱人运发，或听东江自行关领，其余粮食货物船只，查无夹带违禁物，竟听给引开洋，前至皮岛。凡到岛的，毛将军念他远涉风涛，为身亦为国，极其体恤。米麦草料军粮，细绢备旌旗，布匹备衣甲，都是军需，既验收，即便给批，着赴登莱关领对支，仍加犒赏。凡是交易的，都为他平价，不许军民用强货买，又禁岛民讵骗拖赖。那些客商，哪一个不愿来的。”
“皮岛中所给之粮，几至万石，姑为观势应变，可也。朝鲜所给之粮无多，而■今支保，人数不多而然耶?想有私自贸贩事也。山东、江浙等处商船，叁四月间蔽海而来，岛中以此裕食。”
内地有毛文龙家乡的浙商，还有晋商，徽商等，域外有朝鲜、日本、暹罗等客商,人户甚盛。两岛间集户口万余，货物堆积如山。这些多是南货，以手工业品为主，而北货大多来自朝鲜和后金控制的辽东陆上地区，以人参、貂皮等土产为主，东江镇成为集散百货中心。
《镇海春秋》里描述：
道是本岛人民稠密，货殖不敷，驾船来往甚是不便，且失防守权，须乞出示，凡有商人至岛，一应货物，俱照朝鲜现银给等情景。一府州县，果然与他出示招商，一月间，那些商人从风而至，这俱是毛镇南善于养兵策，数十万人何过得日子。于是有诗赞曰:
开市屯田计不穷，聊舒国计从文龙。
《镇海春秋》对当时东江百姓生活的描写中，我们可以确认，当时大批商人往来穿梭于皮岛、登莱海道、东北亚间，使皮岛成为东北亚环黄海地区贸易的中心。
自万历戊午以来，辽人渡海，避处岛及诸州县间，毛文龙号召为一军皆从登州达皮岛中。
辽地一切参貂属，潜市中土者，亦由登地内输。由是商旅往来云集登海上，登繁富遂甲六郡。
辽人恃其强，且倚帅力，与土人颇不相安，识者久忧。
三、海路断绝助大清
袁崇焕为了阻止晋商继续向后金运送粮食、食盐和铁器等物资，向朝廷申请渤海海禁（只禁民船），并且残忍杀害了商业家毛文龙。
所以说，是袁崇焕再一次破坏了晋商与后金之间的良好贸易往来。
后来，毛文龙的部下曾经想重新打通这条商贸路线，可惜没有成功。
自毛文龙死后，其部下耿仲明、孔有德等人逃于四方，后闻袁崇焕碟死，毛文龙事稍白，复相聚于登，责缘为将。然此辈数犷悍贪婪，不知法度，视登为金穴，欲得而甘心焉。
明清对抗期间，清朝方面军费支出猛增，财政十分困难，对此，都察院参政祖可法、张存仁曾建言：“山东乃粮运之道，山西乃商贾之途，急宜招抚，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，则财赋有出，国用不匮矣。”
袁崇焕死后，明朝北方边境无人统畴管理和禁制。明清两地商路逐步通畅，晋商又得以从陆路边境继续两地的贸易往来。
崇德三年，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，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。
在商贸过程中，部分晋商还为清朝政府担负起一些其它方面的工作。
顺治初年，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，人内务府，赐产张家口，受朝廷委托，往来关内外，岁输皮币内府。
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，许多时候都得到了晋商的财力资助和信息提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