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，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，用语暗藏讥刺朝政，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，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

“乌台诗案”是宋代第一起震动朝野、影响深远的“文字狱”，也是北宋后期党争的一次恶性发作。所谓“乌台”，即御史台，因官署内遍植柏树，又称“柏台”。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，乃称乌台。所以此案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乌台诗案的导火索是苏轼在调任湖州太守，照例上表谢恩的奏章《湖州谢表》，其中写道“伏念臣性资顽鄙……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隋新进。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其中，“不适时”、“新进”等字眼刺痛了变法派的神经。

表面上的原因是苏轼作为文坛盟主，声望比较高，在他身边聚集了“苏门四学士”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名文人，变法派扳倒了苏轼，就扳倒了一大半的反对派。

根本的原因是对苏轼不世才华的嫉妒与恐惧。苏轼每写下一首讥讽变法的诗词，都深深刺痛着变法派当权人物的心，他们当然想着将苏轼除之而后快。

扩展资料：

1079年7月，苏轼在湖州任上，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，次年元月，被流放至黄州。诗案之前，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，苏轼历任密州知州、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，政绩卓著。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，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。

而诗案之后，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，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，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、转向人生体悟。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，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，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，收敛平生心，我运物自闲，以达豁然恬淡之境。

以乌台诗案为界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。在贯穿始终的“归去”情结背后，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，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——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